泽东时代的贫困乃不争之事实。但是事出有因。

　　重农因素　《史记·货殖列传》：“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东亚农耕帝国属小农经济，清代以来人口膨胀，本来就室如县磬、衣若县鹑的平民生活更加赤贫化。自然经济特别脆弱，“丁戊奇荒”（1877～1878）旱灾死亡人口一千万人以上。1942～1943河南旱灾，饿殍遍野。

　　历史因素　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年间，每年因为外购鸦片流失白银约一千万两。甲午战败，赔给日本白银本息约四亿两。辛丑条约赔给八国联军本息约八亿两。从“九一八”开始的中日战争，更给中国的人口、资产、资源造成巨大损耗。瑞典教授Hans Rosling制作的《the joy of stats》表明，毛氏建国前，中国人均GDP已经落後于印度。

　　兵燹因素　老子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中国经过近百年战乱，至共和国草创始得国内和平。能以战去战，本身就是泽东同志的最大功绩。秦末战争惨烈程度远不能与近代战祸相比，即使这样，到了汉朝兴起之初，“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犊车，齐民无盖藏”，天下穷得次骨。

　　战争因素　四九年之後，中国并没有就此进入和平世界。众所周知，先是与美国在朝鲜打，然後与法国、美国在越南打，又与印度在西藏打，还与苏联在珍宝岛、塔城打，战火绵延不休。如何评价这些战争，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战争需要巨大的军费，则是常识。

　　积累因素　除了军费，中国的国防、重化工项目建设，也需要金钱。毛时代有句话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可见毛时代的积累是惊人的。考虑到美国在夏延山也有庞大的安全工程，就知道大三线建设实为必要。可以说，改革是吃着泽东时代老本儿的。七十年代，中国发展了若干化肥生产企业，不能与重工军工争电，产能无法保障，影响了粮食产量。

　　援外因素　为了粉碎世界殖民体系，较早立国的中国不可能对殖民帝国采取“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自全策”，而只能采取与世界被压迫人民遥相呼应、紧密配合的“战胜策”。因此，对外援助是必要的。

　　人口因素　建国後，人均寿命极大延长（见“the joy of stats”），又连续发生两波婴儿潮，一个家庭有四五个儿童非常普通。改革後，这些多增人口提供了所谓的“人口红利”。

　　有一个笑话，说某人食饼，至第十张饱了，颇悔恨前面浪费了九张饼。如果现在有人对国家经济状况感到满意，别忘了，前三十年的成就是九饼，後三十年的成就是一饼。

　　当然，我们不能把前三十年的成就都归功于毛，泽东同志也不会贪天之功。同样，我们不能把後三十年的成就归功于所谓的改开，是人民的胼手胝足、流血流汗，才有了现在的一切。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

　　此外，经济学上又有“机会成本”一说，即，如果当初不是那样，会不会有更好的结果？毛时代的国策很少选择余地，所以机会成本极小。但在毛时代的基础上，三十年前的机会就更多了，所以机会成本理应充分考虑。

　　现在很多长寿老人，当然都是毛时代的见证者。当今这茬青年人能否得享期颐之寿，我很怀疑。因为我们今天的食品、空气，有量无质。

　　比较任何两个社会的货币购买力都是危险的，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毛时代没有蓝光影碟，但当时的豬肉，放到现在就成了“黑豬”，单价近二百圆。还有毛时代的医疗、教育，是国家包揽的。有人说过去没有CT，但赤脚医生也成功地把人均寿命极大提升，还要求全责备什么呢？

　　（修订，20110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