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明的故事

        生产队长方志明那时是一个三十来岁正当年的精壮汉子，个子大约有1·7米高，大大的双眼皮眼睛，有着常年干活的农村人都有的粗壮的四肢，脸上总是带着对什么都看穿了的那种微笑，也总是随身带着猫儿坝的男人们都有的铜烟锅，一有空就会拿出来抽上一锅兰花烟，但他的脸色却带有那么一点菜色，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有什么病或者营养不良。他是四清后上台的村干部，在这之前他是春风2队的民兵排长。原来的生产队长龙文育据说是因为有经济问题被四清工作组给撸了下来，方志明就这样接替了上来。

        方志明是农村那种什么都会，什么都懂的能人，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小学都没有毕业，但却十分聪明，他除了干农活是一把好手以外，什么木工活、砖瓦匠活、篾匠活、泥工活他都会，就是做粉丝、铁匠活他也约懂一二，无师自通。不过，那个时候在农村的那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下谁要想过的好一些，就得什么都会一点，什么都懂一点。我在猫儿坝插队时用的粪桶和装粮食用的囤子、背篓等就是方志明亲手给做的。

        方志明有两个女儿，在生第二个女儿时他老婆因大出血而切掉了子宫，再也不能怀孕了。没有儿子，这在农村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也是方志明的一块心病。由于方志明敢于管事情，除了他自己从不多吃多占、干工作、做活路都以身作则，身先士卒以外，对一些损害集体利益的人也从不徇私情，因此得罪了一些人，有一些不满他的人在背后常拿他没有儿子这事骂他，说他是什么“断子绝孙”，但我却从来也没有见到有人敢当面骂他。我插队时，方志明的大女儿已经读小学3年级了，小女儿刚刚上小学，她们两人都在位于春风1队的村小读书。

        我与生产队长方志明是因为一次争执以后才慢慢结成了很好的朋友，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的。

        那时的春风2队实行的是支部书记叶宜富参观大寨后带回来的大寨式计工法。就是由自己报评多少分，然后再由社员们评议应该得多少分，最后以大家评议为最终结果，即所谓的自报公议式计分法。一般都是3个月甚至半年才评一次工分。而计工员每天记录每个人的出工情况，一般是早上出早工算“一气”，既是歇了一口气的意思，上、下午分别算两气，因为中间都要歇一次气，这样全天就是5气，如果某人在一天中没有干完5气，那就有多少气算多少气。工分最高是10分，一般都是青壮劳力和技术非常好的人才会评上10分，就是青壮劳力也不一定都会评10分，这就要看你在劳动时干的怎么样和别人认为你干的怎么样了。而10分是按照出工4气计算的，如果加上早上出的工，你每天就出了5气工，你的工分就是12．5分，其余以此类推。一般像半大劳力最多评8·5分，而妇女就只能评8分甚至更少了，像放牛娃这一类辅助劳力就只能评5分以下了。一般的男知青在生产队干得再好，最多也就是评9分左右。

        由于我干活时从不吝惜力气，基本上是比照着壮劳力干活，也就是说生产队里最棒的小伙子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在第一次评工分时，大伙一致同意给我评9．5分。而在这以后我已经渐渐地熟悉了各种农活，不管是在体力上还是在能力上我与一般的壮劳力已经没有多大的区别了。争执就发生在我插队半年后的那一次评工分会上，也是我插队后的第二次评工分会上。

        那天吃过晚饭后，生产队的人都集中到了保管室前的打谷场上评那一年的第二次工分。轮到我时，我自己报9．8分，话音刚落就听本队劳力最好的季真金说：“我认为他应该评10分，这段时间小廖都是跟我们干的完全一样的活路，我同意他评10分。”

        季真金说完后，几个本队的壮劳力七嘴八舌都纷纷附和。“同意，同意。我们都没有意见。”

        这时，方志明把他的叶子烟锅一磕。“我说两句。小廖到我们队以后，确实干的不错，特别是最近这几个月，他也确实是跟你们这几个壮劳力干的一样。但是，他毕竟才下来不久，还有好多技术活他不会干。我建议评9．6分。”

        方队长说完以后，我觉得有些委屈，当时我认为自己这段时间干的不错，已经基本上与那些全劳力平起平坐了，而且在刚才生产队的全劳力们都一致认可了我的努力，而方队长你凭什么要否认我的努力？我能够得到生产队的全劳力们的一致认可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的，可以说没有那个知识青年能像我这样在短短几个月里就得到农民们这样认可的，而且我认为多或者少那么0·几分在价值上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大家对你的认可，就是说有一个荣誉问题，一个面子问题，而我从小就是一个比较好面子的人，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因此，我当时的心态非常不平衡，有些冲动地站起来说道：“难道你会所有的技术活吗？你会技术活，那为什么你把生产队才买的新打米机弄坏了还要评10分呢？”

        我的话音刚落就听见有压低了的笑声。这一下弄得方志明队长很难堪，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好一会儿都说不出话来。

        这是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由于那时猫儿坝还没有通电，像米面这些人们天天都要食用的粮食都只好用人工推磨或者舂碓窝来加工。为了减轻劳动，生产队在小溪刚流进猫儿坝的地方利用小溪的落差修了一个水磨坊，磨坊里安装了一台打米机和一台磨面机。在安装调试时方志明没有按照说明书的要求调整，而是凭自己的经验调整，结果弄坏了打米机，这件事队里很多人都有意见。其实，在当时的农村，机械是非常少的，人们在机械方面的常识当然就不会多，再加上生产机械的厂家的售后服务也很不到位，出一点差错是在所难免的。买来了新东西，都不会用，又都不敢去用，新东西不就成了摆设了吗？而要用，就难免有时候会出一点差错，一出了差错就东怪西怪，那以后谁还敢去第一个尝“螃蟹”？

        再说了，俗话说，‘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年青气盛并且不谙人情世故的我那情绪化的话一出口，就有一些平时不满方队长的人在会场下小声叫好。其实，我的话一出口我就感到了后悔，但话一出口就已经收不回来了。这时，季真金的父亲，生产队副队长季长甲出来打圆场。“哎，哎，我说两句，小廖这段时间确实干的不错，很卖力，像他这样的知青我们应该多鼓励。不过，方队长的意见也有道理，农村里的技术活小廖以后要多学习，这也是给小廖指出的方向嘛。我看这样，小廖这次就评9．9分，大家说行不行。”

        季队长这样一说，全体社员都说：“同意，同意。就这样，我们没有意见了。”

        从这以后我每次评分就再也没有评10分以下了。

        不过，从这天以后方队长和我之间就有那么一点隔阂了，我见了他总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觉得好像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实际上，那天晚上我的话一出口自己就觉得不应该那样说，但是面子却阻碍我先向方队长赔不是。而方队长似乎也不像以前那样跟我有说有笑，话也好像要少了许多，也不怎么到我住的吊脚楼来了。直到有一次我们一起到公社供销社去卖木耳。

        当时生产队的副业之一就是卖黑木耳。从山上采摘来的黑木耳晾晒干以后就背到离猫儿坝有10多里路的公社供销社去卖。当时由于不通公路，要卖什么或者买什么东西都只能由人沿着铁路背上10多里路。那天我和另两位社员跟着方志明队长每人背了100多斤木耳（木耳是泡货，100多斤木耳背在背上就像是背了一座小山）上路了。在供销社卖完木耳后，我们几个分别在供销社买了一些自己要用的东西正准备回家时，我看见前面围了一大群人，有人正在高声训斥着什么。我挤进人群一看，是公社的一位姓李的副书记正在训斥一位老实巴交的50来岁的农民。只听得李副书记高声骂道：“你他妈的是干什么吃的？我早就交代过，要你昨天就把东西准备好，结果你他妈的到今天都还没有准备好，你是干什么吃的？是不是不把我这个公社副书记放在眼里？是不是我说的话不着数？难道你他妈的就是这样对待领导交给你的任务？你还想不想在公社干了？你这个老瘟丧。”

        这时，我从围观的人们那儿得知，这位老农民是公社食堂的炊事员，前天李副书记要他回去抓几条娃娃鱼来，但是他今天才回来，而且没有把娃娃鱼抓来，耽误了李副书记宴请县上下来的官员。而老农民误事的原因是他的老伴突发急病，老农民连夜送他老伴去县上医院了。

        这时，李副书记还在那儿日妈倒娘地大骂老农民，老农民蹲在地上眼泪汪汪的一声不吭，只顾吧嗒吧嗒地抽着闷烟，而围观的人们也都是敢怒不敢言。

        这时候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一下子冲进人堆，指着李副书记说：“你有什么权利骂贫下中农？再说他的年纪也比你大得多嘛，就算是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可以好好说嘛，为什么要这样日妈倒娘的骂人？你还像不像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我看你简直就是解放前国民党的保长！”

        李副书记见居然有人敢当面指责他，他的怒火马上就转移到了我的身上。他指着我问：“你、你、你是干什么的？是哪个生产队的？你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呢。”

        “我是春风2队的知青，你敢把我什么样？比你大的官我都见过的，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要想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当时我的语言中也充满了文革中的那些慷慨激昂的革命辞藻，大有文革中红卫兵的那种打到一切害人虫，改天换地的历史责任感和骄傲感，痛批了那位李副书记，那位李副书记一下子就哑口无言了。围观的人们也高声叫起好来了，弄得那个李副书记很是有些尴尬。

        但是那位老农民并没有因此感激我，相反他还给李副书记说起了好话，他对我说：“你不要管闲事了，这件事情都是我的错，李副书记骂我骂得对。”

        这时方志明队长拨开人群，一把拉住我说：“走，跟我走。”

        老农民如此态度，我倒被弄得有些下不了台，方队长拉我走正好下了台阶。一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我们迈着小碎步走在不那么合步的铁路枕木上，一开始大家都默不作声，好像都还在想刚才发生的那一幕。走着走着，方志明突然对我说：“你以后不要再跟那些当官的争执了，你晓不晓得1957年反右？那个时候先是让大家给当官的提意见，到了后来那些提意见的人就都成了右派，被斗得很惨，后来，反右运动完了以后，这些右派分子就都下放到农村了，有好几个右派份子就是下放到我们2队来的，后来好不容易才调回城去，有好几个人还弄得妻离子散的，而且工作也耍脱了。”

        我还有些愤愤不平。“那个狗日的公社副书记有什么不得了嘛，一副尖嘴猴腮的样子，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说嘛？骂那个老农民像骂龟儿子一样，这哪像共产党的干部？跟解放前国民党的保长差不多。”我接着又有些不解的说：“那个老农民也是，我在帮他，结果他还倒帮李副书记说话，我看他也是烂泥巴糊不上墙，他这种人以后还要被别人欺负。”

        “你晓得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当官的为什么绝大多数都被打到、被整的原因吗？”方志明若有所思的问。

        “毛主席号召嘛，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嘛，想复辟了嘛。”其实，说老实话那个时候我对这个问题还从来也没有认真想过。

        方志明笑了笑说：“如果那些当官的不脱离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群众在运动来时还会去打倒他们吗？正因为是绝大多数当官的都脱离了群众，群众对他们平时的所作所为有意见，成了群众的对立面，运动一来，再加上毛主席一号召，他们不被群众整不被打倒才怪呢。如果是焦裕禄那样的官，我相信老百姓是绝对不会去打倒他们的，就是有人要整他们，老百姓也会保护他们，他们的日子肯定不会像那些被批斗的官们那样难过。这就是人心自有一杆秤。以前下放到我们这儿的那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好多又成了整他们单位头头的干将，有些人是公开整，有些人是阴到整，整那些当权派整的最凶的就是这些人，反正是机会来了不整白不整，就是这样怨怨不解。再说了，毛主席为什么要号召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也不就是这个原因吗？”方队长停了一会儿又说：“你晓得那个老农民为什么不领你的情吗？他并不是分不清好歹，而是他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啊。你不知道他为了得到那个在公社做饭的好工作，为了能够吃上饱饭，他是下了好多好话，送了好多礼才得到那个工作的。他们家里没有劳动力，只靠他一个人在生产队里干活能挣多少工分？他那个病怏怏的婆娘就更看不起病了。不过今天这个事情一发生，他的工作肯定刷脱了。”

        听了方队长的一席话，我觉得自己今天真的是帮了那个老农民的倒忙。不过，我也茅塞顿开，迷惑了我好几年的问题似乎一下子得到了解答。为什么自解放后干群关系越来越紧张？为什么在我上学时那些普通老百姓的子女与我们这些所谓的干部子弟是那么的格格不入？为什么上层建筑脱离经济基础的趋势越来越大？为什么在我们的理论、法律、教科书都承认创造历史的是人民，但是实际上这些创造历史的人民仍然是常常被忽略，被视而不见？为什么形式上、名义上普通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但实际上却仍然是被歧视、被剥削、被欺压的对象？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中绝大多数的领导干部都被批斗？为什么干部们说是为人民服务的，但实际上他们却总是高高在上呢?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难道与他们在这之前的历次运动中整人没有关系吗？真的就是那么无辜吗？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他为什么要说“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实际上结论是明摆着的，就是解放后干部逐渐脱离了群众，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了他们打倒的人的实际上的继承人，成了高高在上的官僚，他们忘记了把他们推上台来的人民群众，他们再也不像战争年代那样身先士卒，一心一意为了老百姓的利益流血流汗。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和毛泽东所担心的进城后重蹈李自成的覆辙事情又发生了。而我们的上层建筑仍然是全盘继承了几千年来的忽视、漠视创造历史、创造社会财富的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在他们的眼里，这些劳动群众与几千年来封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封建文人眼中的劳动群众毫无二至，都是被忽略的一批人。广大劳动群众在政治上并没有真正当家做主人，他们的命运仍然得由“干部”来掌握，来决定，而不是“干部”的命运由群众来掌握、来决定，“干部”们的官帽子是由上级来掌握，而基本上与老百姓无关，这就造成了许多“干部”只是对上面负责，老百姓的利益对这些干部来说就是无关痛痒的了，广大老百姓就是在经济上、文化上也仍然还是没有真正翻身。

        方队长的担心是有根据的，因为我插队后的优异表现，我在那次事件发生前不久曾被推荐参加四川省知识青年先进个人表彰会，而事件发生后在李副书记的极力反对下，取消了其实我并不看重的先进代表资格，给我穿了一双小鞋。不过，从这天以后，我与方志明的隔阂消除了，他又像往常一样在晚饭后到我住的吊脚楼来。他来主要是为了听收音机，我们在一起除了听国内的广播以外，也听国外的广播，主要是听美国、苏联、日本的对华广播。这在当时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这种收听“敌台”的行为如果被别人知道了，被告发后说不定会被抓起来判刑的。但是在农村，在猫儿坝一般是不会有人去干这种缺德事的。当然，我们在听那些广播时还是比较小心的，不光要关上门，收音机的音量也尽量开得小一点。

        那个年代的人们都比较关心国家大事，而那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但还没有见到结束的迹象，还在不断出现这样那样的新话题，这样那样的新斗争。普通老百姓对这场运动已经渐渐地感到疲倦了，不再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热心了，毕竟在农村喂饱肚子才是天下第一的大事。实际上这个时侯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变味了，已经成了某些人争权夺利的战场，而普通老百姓成了他们的棋子和替罪羊，而毛泽东实际上也不能掌控住局面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就是要让民众绕过官僚集团直接掌权，但他所表达的让人民直接掌权的愿望，却始终没有在实践中找到可行的方法。而直接指挥民众的结果是“天下大乱”，不能长久。只要专制体制不变，领袖最终仍然得通过官僚集团的手脚才能掌握政权。文革结果只是让原来的官僚结构“吐故纳新”，换了新人。然而新人也会变，进入政权的“工农兵”在掌权中迅速沦为新的特权者。毛泽东所能做的只有宣称文化大革命将要“七、八年再来一次”，并且还有些悲伤和无奈地说（文化大革命）“还要搞一万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他期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民众“斗私批修”，按照他的教导以多制少地看管官僚集团，从而改变领袖以少制多的劣势。然而“六亿神州”并没有变成“舜尧”，无法“万寿无疆”的他刚离开人世，尸骨未寒，官僚集团的旧人们就卷土重来，随后在“资本主义道路”上比原来走得更远。毛的悲剧在于他虽然成功地实现了“破旧”，却没有成功地做到“立新”。

        要避免毛的悲剧，必须在“破旧”之前解决“立新”。毛的头脑中有他的“立新”，但是“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的逻辑基础决定了他的“  新”立不起来，更何况他的“新”是砸碎一切旧世界，而不是在旧世界的基础上扬弃，像浴火凤凰一样获得新生。姑且不说他以“塑造新人”为基础的“立”是否可行，“破字当头”的顺序也摆脱不了一直困扰他的悖论。因为先破后立，相当于推倒“旧房”再造“新房”，在官僚集团被打倒的情况下，“新房”的设计、准备材料、施工建设等是无法进行的。人们只能露宿于废墟，组织和秩序的真空导致失控，甚至落到毛泽东形容文化大革命是“天下大乱”。面对无政府的危机，即使能力挽狂澜，当务之急也是重新恢复组织和秩序，而非追求立新与超越，于是被打倒的官僚集团又会应运而生，顶多是换上一些新人。在建造“新房”的过程中，掌握具体“施工”权的官僚集团一定会按照自己意志，将“新房”建成他们的乐园。社会无论换了多么新颖的名号，也只是新瓶装旧酒，文化大革命对此已充分证明。况且大多数人也跟不上毛泽东那活跃的思维和理解他那超前的思想了。到最后，毛泽东就只得一个人像唐·吉科德与大风车搏斗一样与强大的传统势力和整个旧世界战斗。最可悲的是，官僚集团干的种种坏事现在还被一些人统统归罪于毛泽东，毛泽东还成了他们的替罪羊。

        我们听美、苏、日的对华广播，主要是听他们的新闻报道，多一个渠道知道国内发生的事情和世界对我们的评价总不是坏事。那时光从正式渠道得到的消息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总是莺歌燕舞，形势一遍大好，越来越好，总是“敌人在一天天坏下去，我们在一天天好起来”的歌功颂德。因此，从他们的对华广播中我们知道了当时发生在中国的许多大事，不幸的是，听到的大多数都是不好的事，不是这儿发生了武斗，就是那儿发生了什么灾害，不是今天这个被打倒，就是明天那个被揭穿，不是今天这个失宠，就是明天那个得势。这些广播中还对中国的政坛和政治局势做很多的评论和预测，当然，更多的就是恶毒的赤裸裸的攻击和宣传他们的价值观。

        方队长也时常会与我讨论、交换对时局的看法，那时方队长最担心的是，如果毛泽东一旦去世中国会不会陷入内乱，他最担心中央上层的两派政治势力到时候会在没有人制约时公开对抗。他常常念叨“神仙打仗，凡人遭殃”,最担心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到了那个时候日子会更难过。他对谁的路线正确谁的路线不正确并不关心，他常说：“我们这些小老百姓不懂也管不了什么路线正确或是不正确，我们只关心我们的肚子能不能吃饱，到年底分得到多少钱。不过，我坚信一点，那就是只要中央一乱，中国就肯定会发生内乱，只要内乱一发生，中国就会分裂，中国只要一分裂，就会互相打仗，只要一打仗，老百姓就会遭殃。”

        当他说这些话时，我就开玩笑地说：“人家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你说这些话，谨防有人开你的批斗会哦。”

        方队长听了也会笑着回答：“怕个铲铲！他们要草不要苗，那就等他们去吃草嘛。再说了，我们这些农二哥怕什么呢？未必然还会开除我们的农籍，不要我们种地，那他们来种嘛。真正那样我们还巴不得呢。”

        方队长的想法其实就是绝大多数普通农民的真实想法。后来的农村改革只不过就是放手让农村老百姓自己来管理自己，就是少了一点不懂农业生产的政府官员对农民的指手画脚，也就是所谓的无为而治罢了。当然，这是后话。

        我们在一起偷听“敌台”的行为直到我们几个知青搬到烧坊去住时才告一段落。

        方队长还对农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却吃不饱肚子，没有钱花很是有些看法。当时，我们生产队在铁路旁的山上开了一个铝矿，挖出来的铝矿要用人力从山上背下来，很多人都会利用早上到矿山上来背铝矿。因为背铝矿是非常重的体力劳动，所以队上是按计件制来计算工分的，每背100斤矿计2分工，壮劳力一般都可以背300斤左右，这样早上背一次矿一来一去两个小时就可以挣5～6个工分，出一个早工就相当于出了大半天工了，所以，一般也就用不着人安排，只要有空，大家都愿意来挣这种工分。这种按劳计酬的方式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少见的，按当时的理论是应该受到批判的。就是生产队开铝矿这种副业也是所谓的不务正业，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范畴，也是应当受到批判的。但是，从陡峭的没有路的山上把开采出来的铝矿用人工背到清江河边是一种非常繁重的体力劳动，不如此是调动不起来人们的积极性的。

        那是一个冬天的早上，我和方队长到队上办的矿山上背矿石，那一次我背了差不多300斤铝矿走在前边，方队长也背了同样重的一背铝矿紧跟在我的后面，小山一样的一背篼铝矿压在我的背上，双脚走在狭窄、滑溜而陡峭的山路上，简直就是在与自己的体能极限挑战，还没有走上一半路程，我的汗水就将身上穿的棉衣和用多层棉布做的穿在背上的防止背篼磨背的“背搭子”湿透了！可以想见背铝矿是多么地耗费体力，这种活儿的劳动强度有多大！在我们有一次停下来“歇气”时，一列火车从山下的宝成铁路飞驰而过，方队长问我：“小廖，你现在体会到了没有？农民的劳动有多么的不值钱。我们背这么一大背矿下去，流了这么多汗，最多不过挣6个工分，也就只值得到3角多钱。”

        我望着山下飞驰过去的火车，感慨万千地回答：“我当然体会到了，而且是深深地体会到了。不光是背铝矿这样的劳动不值钱，就是生产队的所有劳动比起城里的其他劳动来都不值钱。不过，如果是不按重量计工分的话，大家就不会来背矿，就是来了，能背200斤就只会背100斤，而按重量计工分，大家明明知道劳动强度大，都还积极的来背铝矿，而且是能背多少就要背多少，不惜体力，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可以多挣一点工分。但是，如果比起其他的劳动，农民的劳动就真的是太不值钱了，有些人，坐在那里，动动嘴皮子，摇摇笔杆子，随随便便都比我们挣的钱多，就像那个在火车站收矿的人，坐在那里给我们过过秤，计计数，喝着茶就轻轻松松地挣了比我们这些背上压着几百斤矿的人多得多的钱，真要叫他来背矿，他连100斤都背不到，比那些学生娃都不如，再比如火车上的列车员，他们也只不过就是查查票，送送水，扫扫地，比起我们来就要轻松了许多，但是人家却挣的比我们多得多。太不合理了。”这就是当时我的真实想法，虽然有些偏颇，而且有些比较是不那么正确的，不那么科学的。但是，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只要像我们这样背上一次矿，他同样会产生跟我们一样的看法，这就是俗话说的“要得公道，打个颠倒”。

        在那个阶级斗争、政治挂帅的年代各种各样的政治新名词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一会儿是什么《哥达纲领批判》啦，一会儿又是什么巴黎公社的经验啦，一会儿又是什么一元化领导啦，这些理论上的东西离老百姓的生活太远，特别是离文化水平很低的农村老百姓的生活更远。就是在那个政治挂帅的疯狂年代，农村老百姓更关心的还是怎么能吃饱肚子，怎么才能在年底时能多分一点现钱花。说老实话，我这个所谓的知识青年对这些政治上的东西也是一知半解，知之甚少。有一次，在给玉米地除草时大家对“一元化领导”这个当时在农村很少听过的名词产生了歧义，大家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方志明队长对此也是一头雾水，不甚了了。方队长见大家对此都解释不清楚，不能得出一个令大家都信服的答案，就说：“大家都不要争了，我们问问小廖，看他晓不晓得。”

        其实，那个时候的我对什么是“一元化领导”也确实并不清楚，我只得硬着头皮根据字面上的意思胡乱解释了一通。

        “一元化领导的‘一元’照代数学上的意思就是只有一个未知数，‘元’就是代表未知数，一元化就是只能有一个未知数。借用到政治上就是只能有一个领导，只能是一个领导说了算。就是说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只能有一个领导。”你还不要说，我当时急中生智的一通胡诌还真的把这个“一元化领导”解释了个八九不离十。但大家对我的这番解释仍听得是云里雾里，似懂非懂，还是方队长反映得快，他的一句话就让其实并不真正理解“一元化领导”这个词的我豁然开朗。

        “哦，一元化领导，就是只能有一个领导，就是只能有一个舵把子，只能有一个船甲子。我们农村人有句俗话‘船甲子多了打烂船’，一元化领导就是在全国只能有一个中央，地方都要听中央的，而中央都要听毛主席的，而在地方上都要听党委的，都要听书记的，是不是这个意思？”方队长把锄头往地上一放，边抽出烟袋边说。〔注〕：舵把子、船甲子均是船长的意思。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意思，你的比喻很形象。”我暗暗有些佩服方队长。

        “照这样说，那以后我们生产队就都听叶书记的哦，你方队长说话就算不到数了？”季真金开玩笑地说。

        “我们生产队算啥子哦？我们又不是政府单位，我们这儿搞啥子‘一元化’嘛，‘一元化’跟我们无关，我们这儿是哪个说得对就听那个的。照小廖说的‘一元’是一个未知数，只有上头那些当官的我们认不倒，认不到就是未知数，他们去当他们的未知数，方队长我们都认得倒，我们大家都听认得倒的。你们说是不是？”龙志坤这样一说，大家都齐声附和。

        方队长就是这样一个人，虽然他的文化程度不高，但是他的理解能力和社会经验绝对不差。而且他在那个政治高于一切，阶级斗争挂帅的年代，他为了猫儿坝的老百姓能够生活得好一点，还展现了他中国农民式的政治智慧和勇气。

        那时，就是在农村也几乎是每天都要政治学习。本来，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回到家还有家里的一大摊子事，哪还有什么精力和时间来学习什么“两报一刊”，学习什么最新指示？方队长、叶书记的对策是每家出一个人来学习。学习实际上也就是念念报纸上的文章，而来学习的人就乘机休息劳累了一天的身体。读报人以很快的速度完成读报任务后，就开始了晚上学习的实质内容——讨论明后天的生产安排。这个时候，既是方队长、季副队长给大家安排生产任务的时候，也是大家提意见，出主意的时候。一到了这个时候，原来睡觉的也醒了，开小会的也静下来了，讨论也积极起来了，哪一块田该种什么品种的水稻，哪一块田该蓄冬水了，哪一块地该种红薯，哪一块地该种玉米，今年的河滩可能不会被大水淹没，可以种西瓜，高一点的地方可以种花生，哪个地方发现了铝矿的露头，哪个地方有做粉丝的机器卖，谁谁谁应该安排去干什么，这些都是大家在会上最关心的话题。说到底，在会上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怎么才能多分一点粮食，怎么才能多分一点现钱。正因为晚上政治学习的实质内容是关系到大家的切身利益，所以来学习的人都是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也多是一家之主。处于山高皇帝远的猫儿坝4个生产队在应付上面上都很有一套办法，学大寨、政治学习、忆苦思甜、批判斗争一样不会少，你怎么要求，我就怎么办，但是实际上都是应应景而已。方队长们就是用这种民主的方式利用政治学习的时间既不公开对抗上级，在大面上过得去，又集思广益抓好了生产。

        不过在学大寨运动时对大寨改造“七沟八梁一面坡”，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这一点上猫儿坝的人们还是学的很认真的。那个时候基本上是没有农闲时间的，猫儿坝几个队的梯田改造就是在那几年完成的。也就是说学其实的，实在的，摒弃其虚的、空的。而且这几个队对抓现钱都十分积极，这在当时把农村生产队搞副业，抓现钱说成是不务正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环境下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的。那时的2队不仅开了“耳山”采摘木耳，还开了铝矿，后来还开了一个粉房，利用本地盛产的红薯做粉丝，下脚料就用来喂猪，还开了一个砖窑，砖窑用“耳山”采摘了3年以上的不能再生长木耳的青杠棒做燃料来烧制砖瓦。这些事情拿到现在当然是不值一提，农村搞一点副业抓现钱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60～70年代就是非常少见的了。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副业，猫儿坝的工分值才较其他地方高了许多，高的时候达到了一元多，低的时候也有6角多，而那时就是在城市里一般工人一天也不过挣一元多。猫儿坝因此成了远近农民们羡慕的好地方。

        用现在的标准来看，方队长绝对算得上是一个优秀的基层领导，他既不多吃多占，还要带头干活，每天最早一个出工，最后一个收工，而且最苦、最累、最脏、最危险的活路也是他干的最多，最可贵的是他还能够虚心接受其他人的意见，能够千方百计为本队老百姓增加收入想办法。如果方队长在现在仍然担任某一个单位的领导，他还是这样干的话，不被评为什么先进那才是有点怪了！